他认为东安碑刻女书的发现

2016-10-19 10:00

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成员2000年以来多次深入到湘南、桂北几个县进行广泛调查,随着田野调查的广泛深入,结果表明,在湖南江华、道县、宁远,广西富川、钟山、灌阳等地都有女书流传的痕迹,女书流传范围远非过去所认定的区域。在他们收集到的一些女书原件中,有一本广西钟山县退休干部梁永新珍藏了20多年的女书文本《三朝书》,该书是1981年在钟山县红花瑶族自治乡一位老人给梁永新的,书为蓝黑色粗布,纵贯一条红黄相间的缎子,装订与江永上江圩镇流传的女书文本“三朝书”相同。这些发现都为扩大女书的流传地域提供了证据。

图为扇面女书文字。

今年9月15日,湖南省公祭舜帝大典在九嶷山舜帝陵举行,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芳文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信息中心研究员郭辉东参加公祭活动之后,16日上午应邀到东安县唐生智故居———树德山庄及附近的芦洪市镇古建筑群和古石拱桥———斩龙桥考察,竟意外发现女书碑刻文字,这一发现引起学界轰动。

在以往的研究调查中发现,女书均书写在纸张上、扇面上、手帕上或绣在布块上、被子和带子上。东安碑刻女书是迄今为止首次发现在石头上刻画的女书文字。这一发现突破了女书只在纸张、扇面上和布料上书写刺绣的局限,扩大了女书的书写材质。女书发现早期,由于女书传人高银仙、义年华、阳焕宜等大多集中在江永县上江圩一带,由此不少人认为女书流传区域仅局限于江永上江圩和道县相邻地区,流传范围不大。此次碑刻女书的发现表明,女书的流传范围由江永一带延伸到150公里以外的东安。

女书虽然在湘南桂北一带流传,但武汉的一些专家学者最早对它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碑刻女书的发现,对破解女书之谜具有很大的帮助。

据专家推测刻在石碑上的女书属于一种公示性的文字,女书不仅仅只是女子们作为内部交流的一种文字,男子同样也能读懂女书。竖立于世人面前的东安碑刻女书说明,在数百年之前,女书早已失去了不可示人的神秘性,而是一种全民性的地域文字。李庆福还认为,女书作为一种罕见的历史文化遗存,它对古文字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文化学、妇女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和哲学研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通过对女书的研究可以窥视当年我国南方地区的文化生态。但女书这一古老的文化现象正濒临自然消亡的危险。

女书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1982年,在湖南省江永县发现了这种文字。女书的笔画只有点、竖、斜、弧四种,不像汉字有八种,其最富有特色的笔画是它的“弧比”,弧度或大或小,变化多端。字体呈长斜体菱形,一般右上角为全字的最高点,左下角为全字的最低点。书写格式自上而下,从右到左,没有标点符号,不分段落,一书到底。女书字形秀丽纤细,造型奇特,整齐匀称,既有小篆的风格,又有甲骨文的刚劲,古意盎然。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女书作品有600余篇,约20余万字。女书文字有着自己的发音、词汇和语法结构,约有2000多个字符,是一种表音文字。大多一音多意,同一个字可以有不同的写法和读音,但可以独立的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女书作品内容多是表达妇女内心感受或记载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此次发现的女书残碑,属乳白色花岗石材质,长43厘米,宽34厘米,厚27厘米,重23公斤,碑的表面和断面磨损严重。从断面可以认定,此残碑系石碑的中间部分,还应当有上下两截。女书专家们认为石碑上雕刻的文字符号,不是图形符号,也不是石匠加工时随意凿留的痕迹。残碑上现存文字符号,有五直行和四横行,行距和字距规则,共有20余字及字痕。经过现场考察和文献资料考证,专家们初步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残碑上留下的文字符号,正是女书。

10月9日,记者采访了中南民族大学女书文化研究中心李庆福副研究员,他认为东安碑刻女书的发现,从五个方面对女书的传统认识有突破性的进展。

在石头上刻制女书的有关情况表明,刻制和使用女书可能已不仅仅限于女性。沉重的石头、艰苦的刻制工作和环境,单凭女性无法完成,根据这样的推测女书并非“传女不传男”。可以肯定湘粤桂交界流传的这种文字早就在这一带村寨广为流传,而且还不仅仅是妇女的专利,是一种男女能识,大小能认,各村寨互相通用的文字。只是到了康熙乾隆年间,清朝政府实行高压政策,禁止使用这种文字,在各乡村开设汉语学校,强迫各族男子学习汉文,习用汉字,进行儒家文化教育。这种文字才慢慢沦落到没有资格上学的妇女手中,成为仅在妇女中流传而男子反倒不识的文字。因此仅仅依据现在还有一些妇女能识能用这种文字,就断定这种文字为妇女创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东安县芦洪市镇斩龙桥已有800年左右的历史,据清编《东安县志·山水篇》记载,距唐生智故居4公里的石拱桥“创自宋代”,距今800年左右,是湖南省现存最早最好的三座石拱桥之一。宋元以来,该桥一直是京城经长沙通往广西的必经驿道和兵备道。据唐仁树等村民介绍,台阶上的这块石头是1978年从河底搬上来的。女书发现几十年来,迄今为止尚未找到流传三代以上或更早的女书作品,从此次发现的残碑磨损程度判断,东安碑刻女书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此次发现把女书的产生年代向前推进了上千年。